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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爾斯塔姆·《無題》　　1966年3月5日，阿納托利·耐曼帶了水仙花去醫院看阿赫瑪托娃，一位穿白大褂的女人告訴他：“阿赫瑪托娃去世了，在兩個小時之前。”耐曼走進病房，親吻了阿赫瑪托娃的額頭。阿赫瑪托娃從腳到頭蒙著被單，已經冰涼。　　阿赫瑪托娃死了，人們卻沒有感覺到她的死，因為約瑟夫·布洛茨基還在，阿納托利·耐曼還在，她依舊活在他們身體里，活在美國、法國、意大利乃至蘇聯和俄羅斯，她的時代并沒有結束。1996年1月28日，布洛茨基去世，許多人都在哀嘆：“我們詩歌的太陽隕落了！”這“詩歌的太陽”里必然包括了阿赫瑪托娃。布洛茨基之死，讓歷史的大門在阿赫瑪托娃的身后哐啷一聲關上，才讓阿赫瑪托娃真正的死去，成為歷史。　　作家要說苦難與不幸，在我們國度自然是沈從文、老舍、巴金那一代，然后是北島、史鐵生、梁曉聲那一代，但他們的苦難都不算什么。沈從文們有過將近20年的黃金時代，49年之后又茍且偷生擱了筆。梁曉聲們經歷的不過是饑餓（胃與性）、勞動和浪漫主義的絕望，時間也相對不長。史鐵生的苦難與不幸是他個人的，與時代與國家沒有多大關系。阿赫瑪托娃的苦難與不幸已經夾進她個人的簡歷和俄羅斯的簡歷，但如果發水，依然會泛濫成洪流。阿赫瑪托娃只有過短暫的黃金年華，1917年的革命開始了她布滿荊棘的噩夢般的人生。最黑暗的要數二三十年代，她的第一任丈夫米古廖夫（前俄羅斯著名詩人）被斯大林政權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相依為命的兒子和第二任丈夫蒲寧多次被捕，有一次為了看望兒子，她排了17天的隊；詩被禁止發表和出版，本人也被禁止出入公眾場合；婚姻幾度離異，朋友多人遭流放；長期居無定所，寄居親朋好友。苦難與不幸既是土壤里長出的罌粟花，又是特別的土壤，可以滋生冷酷、仇恨和變態，也可以培育忍耐、寬容、母愛和豁達。阿赫瑪托娃從苦難與不幸中提煉到的便是后者。寬容，忍耐，卻又是不熄滅的寬容與忍耐。以清算和殺戮為核質的暴政并沒有讓她內心的正義與理想瓦解，而“生活”的苦難也沒有讓她放棄對善良和美的追求。阿赫瑪托娃有超人的愛，對同類的愛，對藝術的愛，對自我的愛。這愛來源于她偉大的母性，來源于自普希金到列夫·托爾斯泰的悠久的俄羅斯文學。　　阿赫瑪托娃在1962年6月24日的日記中寫道：“今天是我的生日，很累。科瑪和日爾姆來過。晚上，小伙子們過來了，約瑟夫帶來了他的詩，不是題紀念冊的那種。”約瑟夫就是布洛茨基。那個“們”里有阿赫瑪托娃的私人秘書兼朋友、《哀泣的繆斯：阿赫瑪托娃紀事》的作者耐曼。就是布洛茨基、耐曼、德米特里·鮑貝舍夫、葉甫蓋尼·賴恩，還有曼德爾斯塔姆、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茨維塔耶娃等詩人、作家，構成了前蘇聯自由精神與獨立藝術的暗流，而阿赫瑪托娃則賦予暗流以寬闊幽深的母性。前者是阿赫瑪托娃的“小伙子們”或“兒子們”，后者是與她同時代的同病相憐的人。像葉尼塞河、伏爾加河一樣，這母性的暗流從1917年前的俄羅斯一直流至1991年后的俄羅斯，把被革命割斷的血脈連接在了一起，同時也賦予了前蘇聯秘密的稀薄的俄羅斯精神。如同阿赫瑪托娃，暗流中的帕斯捷爾納克、布洛茨基、茨維塔耶娃都成為了大師級別的藝術家，布洛茨基甚至可以與普希金比美。　　曼德爾斯塔姆比阿赫瑪托娃小兩歲，阿克梅派的代表。在白銀時代，仰慕絕色美女阿赫瑪托娃的男子不計其數，惟有曼德爾斯塔姆獲得了垂青，并喚他為阿克梅派的“第一把小提琴手”。愛倫堡說，曼德爾斯塔姆“是個任性的，心胸狹窄的，忙忙碌碌的孩子……在他模糊的外表下，隱藏著善良、人道精神和靈感。”曼德爾斯塔姆身材矮小，體質虛弱，有嚴重的小資產階級情趣，愛泡澡，愛喝牛奶，喜歡雅典衛城墻邊那只以歌聲打破靜夜的公雞，情緒激動時愛虛脫，但自信，他要他的自由派人士在接受最后的審判時都承認自己供養過曼德爾斯塔姆，這樣他們的罪行便能得到寬恕。曼德爾斯塔姆1938年死于遠東勞改營。曼德爾斯塔姆說過，他是個實話實說的人，不喜歡玄妙費解的東西，他是個期盼者，忍受不了流放。帕斯捷爾納克小阿赫瑪托娃一歲，早阿赫瑪托娃6年去世。最重要的著作是長篇小說《日瓦戈醫生》，57年在境外發表，58年獲諾貝爾獎。1946年4月，阿赫瑪托娃和帕斯捷爾納克一起發表演講，并消除了“詩人/演員”的矛盾。1959年8月，阿赫瑪托娃和帕斯捷爾納克在伊萬諾夫家作客，阿赫瑪托娃朗誦了《夏園》。帕斯捷爾納克整個晚上都很憂郁，且含有敵意，針對詩歌講了一些不友好的話。阿赫瑪托娃沒有在意，又念了《讀者》，帕斯捷爾納克贊許地應了幾句。《日瓦戈醫生》我讀過三遍，我相信那才是革命的真相。我總是把那些年輕的慘白的臉按在作家身上。帕斯捷爾納克因《日瓦戈醫生》受迫害期間為稿費去出版社，辦公室的女編輯都小聲說：“鮑里斯·列昂諾維奇，我們非常愛你，我們非常愛你！”帕斯捷爾納克敏感而有些懦弱，國家不讓他領取諾貝爾獎他也默認了，但他的懦弱只是在對待事情上，對待寫作他是在用生命捍衛。女詩人茨維塔耶娃，1922-1939年僑居國外，1941年在孤獨和絕望中上吊自殺。索爾仁尼琴的《伊瓦·捷尼索維奇的一天》還是打印稿的時候，阿赫瑪托娃就得到了，她說那是兩百萬人都應該讀的書。在她與索爾仁尼琴相識幾天后她就談到了他：“他44歲，一道傷痕從鼻梁到額頭。看上去35歲，一張光溜、泰然的臉……他不喜歡莫斯科，也不重視梁贊，只喜歡列寧格勒。像我過去一樣……是我的錯，還是他的錯，以后自有評判。”他讀了她的“為了37年的助理護士/我擦洗血跡斑斑的地板”說：“這不是您說的，這是俄羅斯在說話。”她告訴他：“不久你就會享有世界聲譽，這是很難受的。我不止一次清晨一覺醒來就是一位名人了，我懂得這一點。”他說：“不會傷及我，我這個人經受得了。”阿赫瑪托娃去世兩年后，《癌病房》和《第一圈》在國外出版，1969年11月索爾仁尼琴被開除出作家協會，1970年被授予諾貝爾獎。1973年《古拉格群島》第一部在巴黎出版，1974年2月12日以叛國罪被拘捕，13日被剝奪蘇聯國籍，強行被押解出境。1975年定居美國。　　暗流的富油層在阿赫瑪托娃和她的“兒子們”之間，母性也集中在這里。斯大林死后兩年，阿赫瑪托娃被“恢復名譽”，但她并沒有像我們的作家感動得一把鼻涕一把淚，而是保持了一貫的清醒和對待真實的態度。196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十周年，布洛茨基和耐曼應阿赫瑪托娃邀請喝了很多白蘭地，凌晨1點才起身離去。1964年2月，24歲的布洛茨基因短文《文學周圍的不勞而獲者》在大街上被推入小車帶往警察局拘留，幾天后受審。3月里他第二次受審。阿赫瑪托娃等23人設法援救過。得知布洛茨基被判流放，阿赫瑪托娃說：“它給我們的紅頭發小伙子制造了一份怎樣的傳記啊！”阿赫瑪托娃聽到來自列寧格勒的消息說“又允許送牙刷了”，便滿心歡喜地找毛襪、保暖內衣寄給布洛茨基。6月里，阿赫瑪托娃的生日前夜，耐曼和奧爾舍夫斯卡婭一起到了列寧格勒，布洛茨基也設法弄了三天假過來。10月中旬，耐曼去了一趟布洛茨基的流放地諾林斯克村，帶去了食品、香煙和保暖用品。1965年5月，耐曼和賴恩去諾林斯克村為布洛茨基過25歲的生日，在科諾沙的拘留所找到布洛茨基，并將他取出來，還想法搞到了酒席。9月11日，阿赫瑪托娃從科馬羅沃拍來電報：“我們歡樂——安娜、薩拉、愛瑪。”布洛茨基獲得了自由。在這個富油層，現在我們只能看見具體的事件和記憶的擦傷，當年在地下的黑暗中閃亮的鮮活的生命是看不見了。西伯利亞有多寒冷，阿赫瑪托娃便有多慈愛。這慈愛不只是母性的本能，更是對俄羅斯的依戀與忠誠，更是對藝術生命的呵護與尊重。從普希金開始的俄羅斯精神滋養了這汩汩的暗流，滋養了暗流之外的警察、監獄長、區委書記、法官、蘇維埃主席，有了這種全民性的滋養，法西斯獨裁的意識形態是很難浸入人們骨髓的。民族傳統滋養了暗流，暗流又傳承了民族精神。　　雖然是暗流，但它比蘇聯國土上哪一條河流都要清澈。水質，河床、河岸線。阿赫瑪托娃和她的“小伙子們”與“同難者”都不是以動物屬性的生命個體存在的，而是以天使和神明的資質存在的，甚至有基督受難的隱喻。暗流是纖細稀疏的，有時甚至是斷斷續續的，但它承載的卻是沉重的國家機器和黑暗的民族日志。阿赫瑪托娃說：“大自然比人類要善良，而且很少干涉我們的事情。”這里的“我們”不是俄羅斯，不是人類，而是藝術家。一次耐曼翻開報紙，委婉地問阿赫瑪托娃為什么把列寧獎授予這種人。阿赫瑪托娃說：“是根據總體情況來考慮的。”阿赫瑪托娃的口吻像是在宣讀審判詞。耐曼說：“豈有此理！”阿赫瑪托娃打斷耐曼的話說：“這是他們的獎金，他們當然要授予自己的人。”阿赫瑪托娃講道：“戰后盟軍指揮部改變了方法，朱可夫騎著馬攻進了西柏林，蒙哥馬利和艾森豪威爾抓著他馬的轡頭，步行走在街上。這就是朱可夫的末日，因為斯大林一直幻想騎馬的是他，那兩個人走在他的兩邊。”　　阿赫瑪托娃是一個女人，有著獨特驚人的美貌，身長5英尺11英寸，身材苗條，秀發烏黑，肌膚白皙，眼眸淺灰帶藍。她的外在美令人嘖嘖稱絕，但內在氣質與才華又毫不遜色于它。美麗多才的女人自然有豐富婉轉的愛情。對于阿赫瑪托娃，愛情已經成為一種語言，一種記錄時間的寓意或者一種傳達寓意的密碼。用布洛茨基的話說，因為真正使她發生興趣的不是她自己的生命，而恰恰是時間，是它單調的聲音在人類精神、特別是在她的語言上發生的作用。“阿赫瑪托娃”借用了外祖父家族的姓氏，而那個家族可以追溯到中古時代的“金色部落”的最后一位可汗“阿赫瑪特汗”——成吉思汗的子孫。阿赫瑪托娃曾無不自豪地說：“我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可見，阿赫瑪托娃帶有清晰可辨的東方的韻味。　　阿赫瑪托娃寫作是為了后來者在“精神的墓穴上，身體顫栗之后，再讀完那些名字”，帕斯捷爾納克寫作是為了人們在閱讀中繼續看到他筆下墨水是如何干涸的，但是衡量阿赫瑪托娃的“博大精深”和帕斯捷爾納克的“稍縱即逝”的美學的和社會學的圓規卻天衣無縫地重合在一起。阿赫瑪托娃是西伯利亞白樺林的上部，樹枝、樹葉、晚霞、夏季風或枯枝、落雪、北風、冰掛和濃縮的哀泣。其美學特征是變換的細膩與徹骨的浸潤，它不是天空的月亮的美學，而是灑在白樺樹叢的月光的美學。帕斯捷爾納克也是白樺林，但他是白樺林的下部，飽滿、尖銳、簡明，承載并轉移著力度，內在的雄性遮掩不住白樺樹表皮的女性特征，殘雪中的慘白和受傷后的哆嗦與纖維的不成熟有關。無論是阿赫瑪托娃還是帕斯捷爾納克都不需要趕上時代的步伐，他們是時代的棄兒和受難者，但他們卻與時代無關，這便是他們的深沉與高貴。真正的藝術賦予時代的加速度要遠遠大于時代的加速度。他們看似從1917年就落伍了，但事實上，他們早已到達了1991年甚至更遠。1960年帕斯捷爾納克的死和1966年阿赫瑪托娃的死并沒有結束俄羅斯的暗流，索爾仁尼琴和布洛茨基的存活為暗流提供了新的元素和動力，以至于在時代的顛轉中，暗流從地下溢出，奔瀉到了明處。現在，俄羅斯板塊運動停止了，我們從地下發掘出暗河道，看見了阿赫瑪托娃母性的偉大的地質痕跡，包括叫布洛茨基、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這些巨大化石。　　暗流再長也只是一段暗河的距離，能活得長久的是從暗流開到人間的花朵。阿赫瑪托娃的《安魂曲》、曼德爾斯塔姆的《沃羅涅日筆記》、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以及布洛茨基的詩歌都是花朵的名稱。長詩《安魂曲》是在30首紀念在斯大林策劃的政治暗殺中的無辜死難者的基礎上創作的。創作的過程等同于自殺。1962年《安魂曲》以打印稿的形式介紹給更多的朋友和熟人，1987年公開發表。“說話的不是你，而是俄羅斯。”索爾仁尼琴是這樣評價的。《沃羅涅日筆記》在詩人死后28年發表。《日瓦戈醫生》和《古拉格群島》發表在境外，都是俄羅斯變態后的寫真。布洛茨基32歲流亡美國，大量詩歌寫于境外發表在境外，但詩句里流的仍是俄羅斯的血。人死了，花卻不會凋謝，養在人類精神與藝術的花園，作為俄羅斯乃至人類20世紀存在的證據。06年2月23日寫于四川平武 　　同時我們也已經看到，給散文戴帽子的人們，都在試圖以這種“戴帽子”的形式提倡自己的散文觀。《美文》主編賈平凹說：“提出大散文是有背景的，因為1992年我們創辦這份雜志的時候，散文界還是比較沉寂的，文壇上的散文一部分是老人的回憶性文章，還有一部分是很淺的很造作的文章。我們想，一方面要顧散文的內涵，要有時代性，另一方面要拓開散文題材的路子”。 　　他的聲音一下一下叩著耳膜，震的人膽戰心驚。 我和妹妹畏縮三叔，但也遏制不了嘴饞，老是先觀察好了，創造三叔不在教，趕快拿出來家人喝水的小玻璃杯，沖到樹下，一面摘果子，一面查看，驚惶失措的，恐怕三叔還家發個性罵人。雖說櫻桃樹很大，可我和妹妹兩個兒童仍舊太小了，只能吃力的拉到最低的枝丫，手足無措的趕快把小杯子裝滿，再逃還家。而后跟妹妹坐在炕上，一人一顆的漸漸品味，直到杯子見底也意猶未盡，老是感觸，這個杯子也太小了，所以，再發端下一輪毛骨悚然的預謀。